中国生物科技发展下一个黄金十年，关键要素应如何把握？

观点一：生物科技行业周期长、投入大，资本要有与企业共同抗风险的准备和耐心。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就谈到过投资生物科技创新药项目的几大风险，“临床研究花费巨大，中国还没有形成大药企收购创新药资产的生态，存在后续融资风险”；“随着相关知识产权法规增强，创新药资产存在专利风险”；“一些创新药企的创始团队持股比例过低，主人翁意识不足, 存在团队风险”。另外，礼来亚洲基金合伙人李亮提到“资本仍旧对高技术创新企业保持关注，随着整个医疗投资领域在技术门槛高的细分领域，投资占比正在增加，但药品在开发速度和开发质量上如没有差异化，市场准入和纳入医保的风险也会加大”。

观点二：我国生物科技行业发展需要顶层政策设计。

第一，我国生物科技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大部分生物科技企业相对集中在江苏、上海、北京和浙江，并未形成完善的生态体系和完整产业链。与高校科研单位建立的产学研的生物科技的协同发展关系相对脱节，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不高。

第二，尽管国家出台不同支持生物科技创新的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很重视，但我国创新药发展策略和路径缺少顶层设计和具体支撑创新的措施。

第三，在加强和理顺药品全生命周期价格和费用管理的同时，提高医保和卫生等相关政策的可预测性将是至关重要。中国仿制药必须向科技创新领域转型，相关创新驱动的系列政策也应保持一定的可预测性和持续稳定。

观点三:我国生物科技企业的创新思维和企业定位需要明确,未来的生物科技的竞争将是研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的两大竞争。

第一，关于新药研发领域和研发能力的提升。

中国真正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品很难在短时间内以指数级增长，专利许可和me-too创新仍然会是主要模式。我国生物科技发展需要时间和积累，除了继续依靠“模仿, 引进”和“快步跟随”，现在更需要从创新源头上开始投入。

这次新冠病毒的突发，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国产创新药研发方向。多年来新药研发主要是集中在慢病和癌症等重大疾病，但对冷门领域，传染性疾病如慢性乙型肝炎、艾滋病，新型病毒和疫苗，以及中国高发的慢病药品研发和投入不够，国产创新药基本接近空白或全部仿制为主。

第二，关于商业化能力的提升。

在商业化能力上，医保准入是关键和前提。经历了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市场已清楚地认识到，国产创新药要成功，必须同时拥有临床和价格优势。因此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如能利用我国临床特殊优势，拥有本土生产基地优势，通过管理模式创新，做到研发成本最小化，将有助降低创新药的成本。另外，在推动和影响政策上，目前国产生物科技企业还没有形成高效的独立行业联盟，如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有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能积极与相关监管部门沟通，抱团共赢需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平台。

第三，关于企业对各自发展定位的评估。

我国生物科技企业急需明确发展定位，龙头生物科技企业需强化商业化人才和团队建设，实现从注册、生产、准入、销售等全商业化环节的能力覆盖，同时为中小型创新企业产品商业化外包提供选择，2018年来一批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将有望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并逐步在主要专业领域发展成为龙头企业。同时，创新生物科技企业需专业化研究能力和研发团队，强化与科研机构、院校的合作能力。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放缓和融资的收紧，资本会专注更高质量的产品管线和商业化能力评估。现阶段挑战是生物科技目前还没有足够创新的产品以引起让国际大药企的兴趣，估值又让国内药企望而却步。但经过一段发展和百舸争流，未来几年这种并购和战略合作趋势一定会出现。